贝拉希诺：我刚到英国时找不到我的妈妈，我被安置在一个寄养中心

那一年我独自一人来到英国，心中充满期待与不安。我原本以为母亲会在机场接我，然而当我走出希思罗机场时，在拥挤的人群中反复寻找却始终没有看到她的身影。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，手中紧紧攥着一张写有她地址的纸条，却不知该去向何方。

由于年龄尚小且没有成年人陪同，机场工作人员注意到了我的情况。他们尝试联系我的母亲但电话始终无法接通。随后我被临时安置在机场的一间办公室内，等待进一步安排。几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轮流陪伴我，他们的语气温和但掩不住事务性的匆忙。我看着窗外陌生的天空，心里涌起一阵阵酸楚。

几个小时后我被送往伦敦郊区的一个寄养中心。那是一座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维多利亚式建筑，门口站着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女士。她自我介绍说是这里的负责人，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。我跟着她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注意到墙壁上贴着许多儿童画作，色彩斑斓却莫名让人觉得忧伤。

寄养中心里住着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。有的看起来只有五六岁，有的则已经是青少年。他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这个新来的伙伴，但很少有人主动上前搭话。我的房间在二楼尽头，里面放着两张单人床，靠窗的床上坐着一个看起来比我稍大的男孩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摆弄手中的魔方。

第一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。窗外的月光洒在地板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我躺在床上想念母亲，想念家乡熟悉的一切。隔壁房间偶尔传来压抑的哭泣声，不知道是哪个孩子也在思念亲人。我紧紧闭上眼睛，努力不让泪水流下来。

在寄养中心的生活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。每天早上七点起床，八点吃早餐，九点会有老师来给我们上课。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，孩子们可以在游戏室玩耍，也可以在图书室看书。玛格丽特女士要求我们每周写一封信给家人，虽然很多人的信根本无处可寄。我每次都会认真写信给母亲，尽管这些信都被存放在一个标着我名字的文件夹里，从未真正寄出过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我认识了来自叙利亚的阿里，他的父母在战火中失散；还有来自尼日利亚的姐妹花，她们的父亲在英国工作却突然失去联系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在这座大房子里等待着与家人团聚的那一天。

工作人员尽力为我们营造温馨的氛围。每周六晚上会有电影放映，每月还会组织一次郊游。但再多的活动也掩盖不了孩子们眼中的思念。有时深夜醒来，我能听到走廊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，那是值班工作人员在巡视，确保每个孩子都安然入睡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，玛格丽特女士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。她告诉我社会福利部门终于联系上了我的母亲。原来她因为突发疾病住院，手机在匆忙中丢失，因此无法与我取得联系。听到这个消息我既高兴又担心，高兴的是母亲终于有了消息，担心的是她的健康状况。

两周后母亲出院来到寄养中心接我。当她出现在门口时，我们相拥而泣。玛格丽特女士站在一旁微笑着，眼中闪着泪光。离开时我回头看了看这座维多利亚建筑，突然意识到这里虽然不是我理想中的家，但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了温暖的庇护。

如今多年过去，我仍然会想起在寄养中心的日子。那段时间让我学会了独立，也懂得了珍惜。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个温暖的家，但当意外发生时，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提供暂时的避风港，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这段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，让我更加理解家的意义。